这是我在部队里最灰暗的一段日子，也是西大营留给我最难以磨灭的记忆。(头图下小灰字)
俗话说“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”，这话不假，在部队，如果你当不上将军，那一身草绿，任何人都不可能穿到永远，都有脱下军装走人的那一天，区别仅仅是那一天到来的早晚。几年的军旅生涯，战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，令人终生难以忘怀。
刘黑子班长退伍了，不怎么受人欢迎的郑副班长也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中原大地。他们的离去，使我成为连队的“二老兵”，因此少了许多公差，也能够在休息的时候静下心来看一些书，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但是，我还是时常怀念这些离开连队的战友。郑副班长为了得到一张党票，虽然曾经对我们有一些过火的作法，但是我非常能够理解。那年月的战士想通过读书、入党、提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，我的第二任班长的行为，则让我很不爽，他差一点也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我的第二任班长姓蔡，四川彭县人，珍宝岛战斗时，我们连队在瑷辉县黑河三站进行战备施工。一次坑道作业中蔡班长的大拇指被风钻砸断了。但是他很顽强，一直在坑道里坚持作业，被连队树为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典型。蔡班长的事迹经过政工部门加工后层报到师里去了，又被师里树立为典型，并且记二等功一次。从那以后，师团政治部门的领导经常打电话到连队，了解“英雄”的工作和学习情况。组织的关心，肯定触动了蔡班长的某根神经，他也经常到指导员面前去汇报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。
我的第一任指导员李增禄是陕西人，“大比武”的兵，高大魁梧，很踏实的一个人。他的叔叔李有源是个大名人，一首唱响中国大地的歌曲《东方红》歌词的作者。李指导员觉得，师部都这样关心蔡班长，自己更应该下些工夫好好培养这个先进典型。
休息的时候，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到营房对面的北山坡去看书的情况，在连队已经引起了不少议论。其实，在家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书。那个年代书籍很贫乏，能够看到的也就只有一些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。还没有到部队前，在家我就看了什么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红岩》这样一些当时可以看到的革命小说。对我影响最深的小说有两本，一本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还有一本是《边疆晓歌》。部队是没有这些书看的。连队里当兵前在家看过这些书的我估计也没有几个人。那时我到北山坡树林里去看的大多数是当时能够看到的理论书籍。比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、《反杜林论》等等。所以，当时在连队我显得有些另类。指导员为此找我谈了几次话，想知道我在山上到底看了些什么样的书?当我报出自己看的书名的时候，指导员显得非常吃惊!他完全没有想到，在连队里竟然还有一个这样有思想的士兵!他觉得，我对他准备好好培养的先进典型蔡班长可能会有些帮助。一次与我谈话之后，指导员很坦率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，准备把我调到蔡班长的班里去。当时我非常高兴，一是因为连队领导对我寄予了厚望，二是蔡班长的头上顶着英雄的光环，第三嘛，蔡班长是四川老乡，自己去了肯定会得到一些照顾。没有想到，我的想法是那样的幼稚......
(在这片密林里，珍藏着我的芳华和美好的青春记忆。胡孟宁 摄影)
我到了蔡班长的“典型班”，大家对我很热情，蔡班长对我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但是，蔡班长的想法、做法，则是我完全不理解和不能够接受的。
那个年代，写日记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。不论文化高低，有无生活感受，不少人每天都坚持在一个不怎么漂亮的本子上写下一些漂亮的词语，记录下自己“灵魂最深处的一闪念”。
蔡班长没什么文化，但由于是师部树立的典型，典型人物肯定应该有典型事迹。典型事迹需要积累、记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雷峰同志的日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我到了蔡班长的班，他就把应该由自己做的这项工作交给我来做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都要我帮助他完成当天写日记的工作。但是，他又没有那样多“闪光”的思想，再加上语言的贫乏，这项工作我做起来很吃力。常常是没写上几行字，蔡班长就没有了词。我就停下笔来很虔诚地看着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，我真的很希望他有很多宝贵的思想，用闪光的语言表达出来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敬爱的班长。看着他的时间长了，蔡班长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好词了，但是他却因此老羞成怒起来，说我不应该这样看着他，看得他心烦，想好的词也没有了!这个时候，我的自大心理也膨胀起来，把笔一丢，说：“自己弄去，没谁愿意伺候你!”从此，我和蔡班长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。
(当年那个时候的我，简单、单纯、幼稚……)
有一次，我们班去山上采中药材，要走到很远的深山里面去。他分配我和班里一个叫张玉书的兵在一个组。张玉书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，人也很不错，他和蔡班长是一个地方来的，也是我们四川老乡。
那天天气很好，我的运气也不错。我和张玉书进山没有多久就找到了一种名叫“川地龙”的中药材。我们一阵狂挖，不一会就把带去的两个麻袋装满了。看看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在树林里找个地方休息。可能是任务完成得不错的缘故吧，我的心情很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,突然心血来潮，我竟然高兴地唱起了电影《红日》里面的插曲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。没有想到，蔡班长就在对面的山坡上。他听见了，气急败坏地把我们召集在一起，说我在唱反动歌曲。我当然不服气，和他顶撞了起来。他要我检讨，我不干。回到连队后，他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指导员作了汇报。指导员觉得问题并没有蔡班长说的那样严重，为了给蔡班长面子，还是把我叫去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顿。那件事情过去了之后，我和蔡班长之间的火药味更浓了。李指导员看见这个情况，觉得不是办法，于是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步兵班去了。
后来蔡班长给李指导员也惹了不少麻烦，李指导员也渐渐觉得他有些糊不上墙，慢慢地对他也淡了。李指导员调到另外一个团去升任教导员后，新来的指导员吕兆祥，不怎么买这个典型班长的帐，在连队提干的后备人员名单中，蔡班长从来就没有入围过。我还没有退伍，蔡班长就离开部队，回到家乡在一个工厂工作，听说干得还不错。
这是我在部队里最灰暗的一段日子，也是西大营留给我最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